第78號雲淵閣

http://news.sohu.com/20100126/n269821665_2.shtml

中國帝王陵商業地圖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葉建國 王勇 王群 ★李姍姍／北京、陝西、河南報導
　　
文物主管官員的謹慎表態，並沒有使這場圍繞“曹操墓”真偽的爭論最終塵埃落定。
1月18日，國家文物局在對河南安陽曹操高陵相關考古發掘和研究情況進行考察後，雖建議河南方面按照程式完成全國重點文物保護申報工作，但也解釋稱，“傾向性認可的結論建立在階段性考古所取得的證據基礎之上”。
而在此前，針對河南安陽發現“曹操墓”的討論中，曾經有這樣一個笑話，說是“從曹操墓穴中挖出了兩個頭蓋骨，一大一小，經權威專家鑒定，大的是曹操的，小的是曹操小時候的”。

這則笑話包含了對一些站在各自立場對“曹操墓”發表看法的專家學者的諷刺。在這則笑話廣為流傳之時，亦是各方人士就該墓葬的確認和開發爭論正酣之時。

爭論主要在兩個層面展開：一是，該墓到底是不是魏武帝曹操之墓；二是，在文物保護與商業開發之間如何權衡，挖還是不挖，開發還是不開發。
這亦是眾多帝王陵墓發現、開發過程中一般都會遭遇的論戰。而隨著我國新一輪帝王陵墓開發熱潮的來臨，針對“帝王陵墓經濟”的更大範圍思辨也隨之聲隆。
　　
中國帝王陵墓的背後究竟隱藏了怎樣的經濟密碼？這些埋葬著一代帝王的陵墓將給當地的經濟和民生發展帶來怎樣的圖景？縱然是拋卻單純的針對文物和文化保護的倫理和道德批判，帝王陵墓的經濟開發真的就那麼容易一挖成名、坐收其成嗎？
　　
真偽之辯的背後
　　
對於一代梟雄曹操身葬何地，長期以來眾說紛紜。民間有“漳河水底”、“安徽亳州”、“河南許昌”、“河南安陽”等諸多版本，更有“七十二疑塚”的流傳。
　　
將曹操陵墓與河南安陽安豐鄉西高穴村之間建立起直接關係的是，1998年，西高穴村民徐玉超挖出一塊墓誌。該墓誌上有銘文稱“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後經專家考證，此墓誌主人為後趙大僕卿駙馬都尉魯潛。後趙距離曹操去世時間不過百年，專家揣測“魏武帝莫非就是後漢時期的曹操”。不過，那座最初僅僅被稱為“東漢墓”的大墓並未引起考古界太多重視，卻引來了一撥又一撥盜墓者的興趣。

2008年初秋，“東漢墓”再次被盜，有關部門追回一塊頗具文物價值的“畫像石”，引起了考古專家的重視。後經過多方運作和努力，2008年12月12日，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組織省文物考古人員正式對“東漢墓”進行搶救性發掘。一年後的2009年12月13日，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漢魏史專家梁滿倉、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考古與古文字學專家郝本性等10多位專家通過對已出土文物進行研究和論證，最終認定安陽西高穴村“東漢墓”為曹操高陵。
　　
西高穴村一夜成名，但針對曹操墓真偽的質疑聲也隨之而來。
　　
在眾多的質疑聲中，來自河北邯鄲和安徽亳州方面的質疑引起了媒體的深度關注。其中，邯鄲與河南安陽隔漳河相望，同為歷史文化名城，此前，該市下轄的磁縣講武城鄉以西和時村英鄉中南部，與本次宣稱發現曹操墓的河南安陽安豐鄉，共同被曾任該市政協常委、文史委員會主任的劉心長圈定為曹操墓可能所在地。而安徽亳州為曹操故里。
　　更多的輿論認為，安陽高調宣佈發現曹操墓和邯鄲、亳州提出質疑的背後，都代表了當地的利益訴求。畢竟，曹操墓的發現和開發或將對當地的旅遊開發和經濟發展起到巨大帶動作用。而來自南開大學的歷史學者裴鈺經過測算給出的“一個曹操墓每年給安陽帶來的旅遊收入將在4.2億左右”的判斷，更是讓人對帝王陵墓經濟的發展充滿想像。
　　
“一部《三國演義》讓曹操家喻戶曉，曹操墓的旅遊價值並不在秦始皇陵之下。”裴鈺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陵墓保護的資金困局
　　
也正是考慮到曹操墓可能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更多輿論觀點將矛頭指向地方政府進行曹操墓發掘背後的商業邏輯，稱曹操墓開發的背後是“政績工程”、“利益驅動”、“活人賺死人的錢”、“又一個周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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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開發和文物保護並非對立，都是文保工作中兩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只有具備系統科學的開發規劃的文保專案，才符合現代人文主義的要求，才是‘現代意義’上的完整的文保規劃。”裴鈺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在中國目前的文物保護投入體制下，對於文物工程的開發規劃更顯迫切和必要。裴鈺給出的例子是，甘肅省有各種不可移動文物13284處，其中國家保護單位22處，省級保護單位446處，市縣保護單位2950處，合計各種保護單位3418處。但該省每年固定的文物保護經費只有100萬元，平均每處292.5元，杯水車薪，文物保護與管理難以為繼。
　　
又如河南省洛陽市博物館擁有館藏文物40余萬件，由於受場地、資金等因素的制約，只有極少部分才能與遊客見面，加之資金缺乏、設施陳舊、維修不力等原因，導致了文物損壞的例子很多。與甘肅和洛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內蒙古鄂爾多斯的成吉思汗陵（下稱“成陵”）， 到2007年，成陵旅遊區開發和陵園保護、修繕、建設的總投入已經達到7.8億元，成陵占地面積由1.5平方公里增加到10平方公里，控制面積達到80平方公里，其中陵園占地面積比開發前增加了一倍；文物古跡的修繕陸續圓滿完成，文物景點由開發前的14處增加到27處。成陵在2001年啟動開發，當年農牧民人均收入只有2500元，成陵開發6年後，即2007年，當地農牧民收入已經達到6287元，增長了151%。
　　
“沒有產業開發‘輸血式’的支撐，成陵的文保不可能做得這麼好。帝王陵墓商業開發所釋放的民生效益之巨，可見一斑。”裴鈺說。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有一個判斷：“（文保）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為保護物件的財產的所在國卻不具備充足的經濟、科學和技術力。”在裴鈺看來，這個判斷符合中國文保的現狀，中國是文明古國，也是第三世界國家，僅僅憑藉國家財政不足以支撐整個文保工作。

地方政府的考量
　　
眾多針對包括帝王陵墓的開發在內的文物發展規劃，對於地方政府來講，除了有紓解文物保護資金投入不足的考慮外，通過陵墓經濟開發帶動一方經濟和民生發展，也是很多地方政府的重要考量。
　　
這點，可從陝西省黃陵縣的發展歷程中窺得一斑。
　　
據公開的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黃帝祭祀升級為國家規格以後，陝西黃陵縣旅遊業綜合收入在整個“十五”期間（2000年—2005年）年均遞增26.1%的基礎上，2007年達到2.5億，預計2010年，達到5億，在“十二五”規劃完成後，2015年，黃帝陵將創收8億元。
　　
其中，在“十一五”期間，黃陵縣旅遊業年均遞增27.2%，遠遠超過當地其他產業的增幅（如工業年增7.7%，農業年增9.3%），是黃陵縣在“十一五”期間增長最快的產業，農民人均純收入在2010年達到4000元，在“十一五”期間保持年均增長8.3%，超過了十五時期年均增長率5.5%。
　　
“黃帝陵的開發，有力推進了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體現了陵墓經濟的‘系統有利原則’。”裴鈺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在“曹操墓”的發掘中，這一經濟邏輯也有所顯露。
　　
提出曹操墓“將帶來4.2億收入”的裴鈺介紹說，他是通過分析遊客構成、參照了2009年安陽黃金周的旅遊業平均收入，得出遊客每人消費平均值214.8元計算出的這一資料。
　　
在發現“曹操墓”的消息公開以後，安陽市一位元主要領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一度表示，安陽將把曹操高陵建成集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為一體的三國文化考古、文物保護基地和旅遊景區。此外，安陽市即將展開徵地、修路、通水、通電等工作，以解決參觀接待問題。
　　
在河南省安陽市安豐鄉西高穴村曹操墓的開發現場，當地的村民已經開始做起了生意，有的在現場開始出售自己用毛筆書寫的曹操的詩歌，在挖掘現場東邊的麥地旁，有一塊小牌子，上邊寫著“由此進去5元”。麥地的主人說，從這塊麥地進去，透過低矮的圍欄就可看到挖掘現場，還可以近距離拍照。
　　
西高穴村現有2500多人，人均收入2000多元。在曹操墓被宣佈“確認”以後，更多的村民開始堅信，原來每畝4萬元的價格，隨著安陽市相關旅遊開發專案的展開，漲到12萬應該不成問題。
　　
於是，一代梟雄曹操在這個村莊長眠1000多年以後，終於開始給這個村莊開啟了財富之門，一個相對落後地區的財富故事開始延展開來。

　　
新一輪開發熱潮來臨
　　
作為歷史學家，裴鈺已經開始思考這樣一些問題，什麼樣的陵墓才具有開發價值？不同的帝王陵墓又大概可以遵循什麼樣的開發模式？“陵墓經濟”和已經廣為實踐和探索的“名人故里經濟”又有什麼不同呢？
　　
對此，裴鈺進行了專門的梳理，認為“陵墓旅遊”的模式基本成熟，分為四個部分：以優美的自然環境為依託；古建築、古園林、古文化藝術的薈萃地；引發人們對亡靈的追思緬懷；陵園氣氛莊嚴肅穆，易使遊人產生心靈震撼。這樣才能製造“地下皇宮”的獨有魅力，吸引民間百姓。
　　
裴鈺認為，從經濟價值角度來看，陵墓旅遊遠比故里旅遊更具價值，這體現在多個方面：陵墓具有可見的空間形態，比如棺槨，陵室、陵區等；陵墓具有真實的文物，比如隨葬品等，而故里更多的是一些後修的仿古建築；帝王陵墓和帝王宮殿同為中國傳統皇權思想的主要文物標誌，帝王陵墓也被民間稱為“陰間的皇宮”，對中國民間百姓具有巨大吸引力。
　　
裴鈺告訴《中國經濟週刊》，“陵墓經濟”的產業模式，部分地區經過“十五”、“十一五”兩個五年規劃的實踐和摸索，已經具備雛形。
　　
比如，陝西黃陵縣在“十一五”規劃中，先後重點投資12個旅遊專案，包括中華姓氏尋根園、黃帝陵頌祖碑林、黃陵炎黃子孫墓園、黃陵縣旅遊賓館、雙龍生態旅遊區建設、黃帝陵防火牆建設、黃帝陵管理局綜合樓、候莊休閒旅遊綜合開發專案、旅遊紀念品生產基地、中華始祖源、黃帝功德壇、中華龍文化標誌城等16個工程項目，構造了一條清晰的黃帝陵開發的產業鏈條。
　　
2010年是“十一五”規劃的最後一年，多個重大帝王陵墓工程將陸續完成前期的考古勘探工作，其大規模商業開發已經陸續“靜悄悄”的啟動。比如，被列為國家“十一五大遺址保護規劃”西漢帝陵保護專案的漢武帝茂陵，其考古挖掘工作已經結束；陝西在2006年啟動的唐陵大遺址保護項目（包括唐18帝陵墓），如今乾陵、順陵、建陵、貞陵、崇陵、橋陵、泰陵的考古勘探也已經完成；河北、山西和內蒙界內的元上都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正式啟動，元上都的元代皇族大墓的考古開掘工作臨近結束。
　　
“接下來或將出現陵墓經濟開發的一輪熱潮。”裴鈺說。

　　
陵墓開發的商業風險
　　
針對可能發生的地方政府發掘帝王陵墓的熱潮，裴鈺也提醒，對於帝王陵墓的尋找和開發風險很大，一個陵墓是不是帝王陵墓，很多都需要在發掘以後才可以被證明，但在發掘過程中就需要很大投入，一旦後被證明不是所尋找的帝王陵墓，巨大的投入就可能“打水漂”，這將對本來就很窘迫的地方財政造成較大損失，“所以，還是要量力而行”。
　　
先期投入的風險，在曹操墓的發掘中，也一度使安陽市倍感困擾。
　　
2005年，河南省每年的文物保護經費只有882萬，省內有國家級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就達763處，每處的年經費只有1萬多元。所以，當時為發掘曹操墓而四處籌集資金的河南省原文物局局長常儉傳很清楚，依靠河南省這些文物保護經費尋找曹操墓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2008年11月6日，常儉傳給安陽市委書記張廣志及市長張笑東寫了一封信，尋求安陽市政府支持，並在信中作出承諾，“如果一旦發生我的建議失誤，而導致您的決策失誤，我有勇氣向您二位和安陽人民作檢討。”
　　
2008年底，安陽市委書記張廣志、安陽縣縣長徐輝前陪同河南省副省長張大衛悄悄前往挖掘現場考察。但對於挖掘的投入資金，安陽市委指示安陽縣自行解決。到2009年3月，安陽縣已經投入了40萬元資金，但僅僅搭建大棚就要花200萬。
　　
正在資金告急時，2009年3月，安陽市考古所所長孔德銘的一個朋友拿了一件從黑市上買的文物讓他鑒定，這就是寫著“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銘文的石碑，這一發現最終促成了安陽市下決心撥款支持挖掘曹操墓，在之後的市長辦公會上一次性加撥資金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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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陵墓經濟的開發，並非僅僅包括陵墓發掘過程的投資，還將包括圍繞陵墓經濟開發所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相關配套設施的投資建設，投入是非常大的。”裴鈺說。
　　
從中國的歷史演進過程來看，古帝王歷史較多地發生在中西部地區，帝王陵墓的分佈也較多存在於這些地區，而這些地區的經濟亦屬於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被邊緣化的地區。帝王陵墓對當地經濟具有較大刺激潛力的同時，這些地區地方政府有限的財力也將成為帝王陵墓經濟開發的障礙。
　　
“因為投入不足，很容易造成破壞性開發，這尤其值得警惕。”裴鈺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陵墓開發存三大問題
　　
裴鈺
　　
三年前，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主張打開秦始皇陵墓，他的資料支援是2005年到西安旅遊的遊客達到2400萬人，旅遊收入178餘億元，其中國內遊客每人在西安平均消費人民幣620元。打開秦始皇陵墓後，每年大約可以接待500萬參觀人次，按照每人收費人民幣500元，每年門票收入是25億元。
　　
張五常為學界和公眾確定了“陵墓經濟”的商業價值估算方法，我以此推算曹操墓的商業開發前景是4.2億，和秦始皇陵打開後的20億門票相比，顯然是非常慎重的計算。
　　
陵墓經濟到底有多大的魔力？以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定陵為例，2008年5月1日—3日，共接待遊客27498人，基於北京昌平區政府同期旅遊收入82.3元/人，一個定陵平均每天就會創收75萬。據有關資料測算，旅遊業每收入1元，能夠帶動相關部門產生經濟效益4元～5元，個別部門可達7元～8元。
　　
從秦始皇陵，明十三陵，黃帝陵，到今天的曹操高陵，“陵墓經濟”已經成為當地旅遊業新的增長點，特別對我國中西部的後發地區，具有極其巨大的吸引力。
　　
陵墓經濟的馬達已經發動，滾滾洪流，很難阻擋。但目前在我國文物古跡的商業開發過程中還存在主要三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無序的開發規劃。比如，某公司為招徠遊客，在秦始皇陵寢殿遺址開闢數千平方米的廣場。儘管後來迫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壓力，拆除了一些仿古建築，但其後又在保護區內大興土木，破壞了秦始皇陵的完整性、環境風貌和歷史文化內涵的真實性。
　　
其次是缺乏有效的專案監管。比如，西漢景帝的陽陵交給某公司經營後，公司在未採取任何技術保護措施的情況下，將考古現場打開，對遊人開放，以致大批珍貴文物遭受嚴重損壞。
　　
再次是盜墓破壞和地方腐敗。比如洛陽邙山古墓，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東方金字塔”之稱，但該墓因黑磚廠的建設和村民私挖盜墓而遭到嚴重損壞，極大削弱了它的開發價值。

商業開發和文物保護並非對立，而是文保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兩個環節，但陵墓開掘必須以民生為先，量力而行，不要損害當地民生問題解決。真正要做到產業促進文物保護，以文物保護帶動產業開發，實現文化產業的良性發展。

　　
“編鐘之鄉”的帳本
　　
1970年代，隨著戰國早期諸侯國曾國的一位名叫“乙”的君主墓被發掘，精美古樂器“編鐘”和出土地“隨州”被世人所知。曾侯乙的墓葬也被稱為“曾侯地宮”，是目前我國出土的戰國時期最豪華墓葬之一，出土了戰國時期15404件的精美文物。
　　
據瞭解，近年來隨州市對文物保護和開發的投入達數億元人民幣。但至目前，曾侯乙墓及編鐘的投入和保護費用支出遠遠大於進賬。
　　
2008年12月8日，投入8000萬元建設的隨州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儲藏了曾侯乙墓出土的部分文物。2009年，隨州博物館雖然接待了近90萬名遊客，但作為免費對外開放的公共博物館，上百萬元的編鐘演奏和外出展演收入顯然只有投入的零頭。
　　
隨州市文化體育局副局長、文物管理局局長王良成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我們對文物的保護和展覽不是為了直接獲得經濟效益，而是要發揮文物本身的效益，從而最終產生其應有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據王良成透露，目前已經勘探出的曾侯乙古墓群達12平方公里，地下埋藏著200多座兩周時期大大小小的墓穴。目前，古墓群已經列入了國家保護規劃，至於是否開發需要等待條件成熟。
　　
據介紹，目前對於編鐘複仿製品的開發，隨州還處於起步階段。王良成認為，相關工藝品的開發將會成為未來文物經濟的重要構成部分。據瞭解，隨州文物局最近正在聯合相關部門計畫研討編鐘的外觀和使用專利。
　　
（本刊記者李鳳桃採訪整理）